天富平台|百年前的一株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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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浙江兰溪,一个叫蒋畈的静谧村落,我见到一位女先生,她的名字叫王春翠。我没和她握手,因为她高高地站在白墙上,我只能仰视。

照片上的她,白发如雪,却并不显老态,身板笔直,面容平静温和。她的身边,是一位更年长的老妪,她的婆母刘香梅。从时间推断,拍这张照片时,她已经和丈夫曹聚仁分开很多年了,也就是说,婆母已经是前婆母了。但仅看照片,她们依然像一对母女。

之所以称王春翠为女先生,不仅是因为她是老师,她是校长,她是作家,更因为她在百年前的乡村教书育人,传播文明。她生于1903年,还裹着小脚,所以她的另一个称呼是“小脚先生”。

起初她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。因为我们去的蒋畈村被称为“曹聚仁故里”,而她,只是曹聚仁的前妻。

曹聚仁,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,亦是教授、作家、报人和社会活动家,留下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。1950年赴香港后,为海峡两岸的沟通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,多次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,以爱国人士著称。故蒋畈村是以他为傲的。

他的父亲曹梦岐,也是大名鼎鼎。清末最后一科秀才。二十世纪初赴杭州应乡试,虽名落孙山,却带回了康有为、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。从此决心远离功名,以教育救国,将启民智、开风化作为己任,立志要培育一批能改变社会风气的人才。1902年春,曹梦岐倾尽私财,以祖屋为校舍,创办了育才学堂。校名之意,取自孟子的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。他自任校长,并兼教国文、修身,倡导学做兼修,知行并进,将一个愚昧落后的穷乡僻壤,带向了时代的前列。蒋畈有幸。须知在一个穷困之地办学育人,是精神上的开仓赈粮,是最大的慈善。曹梦岐功不可没。

在赫赫有名的曹家,出现了王春翠,不过是多了一名曹王氏。而王春翠走进曹家,也是源于育才学堂。育才学堂很开明,男女生兼收,于是王春翠便成了曹聚仁的学妹。曹梦岐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,个个都聪慧好学,其中的二儿子曹聚仁,天生聪颖,悟性极高,四岁便念完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五岁便念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。十一岁就在育才小学任文史课教师了,人称“小先生”。“小先生”第一次见到王春翠,就喜欢上了她。

在曹家留下的老照片里,我没能看到王春翠早年的样子。据乡间传闻,她生得眉清目秀,且十分聪慧,这一点,从晚年的照片里可以看出。两个少年是在村旁的通州桥上初相逢的,之后,他们就常去桥上“偶遇”,开心地谈天说地,或者静默地看着江水流淌。

我有幸走上了通州桥,很古朴的一座廊桥,平静的江水从桥下缓缓流过,桥头有一棵巨大的梓树,看上去像香樟,但树干上挂着牌子明确写着梓树,还写着它已有两百多岁了。那么,这棵梓树,是见证过曹聚仁和王春翠的爱情的。两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,一个十五岁,一个十二岁,美好而又单纯,单纯而又热烈。天富

曹王两家都很乐意达成这门婚事,于是他们俩早早就订了婚。之后,曹聚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,1921年学成毕业后,回到老家和王春翠举办了婚礼。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王春翠做了赫赫有名的曹家的媳妇后,并没有开始阔太太的生活,而是继续求学,毕竟她才17岁。开明的曹家也没有将她拴在灶台边,支持她继续念书。她考上了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,是当时县里第一个女师范生。与此同时,曹聚仁前往上海爱国女中教书,两人开始了异地分居的生活。

曹聚仁到上海后,其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。他在教书的同时搞研究,写作,办刊物,创办了《涛声》《芒种》等刊物,为《社会日报》写社论,为《申报》副刊“自由谈”撰稿,还因为整理章太炎先生的《国学概论》而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,与鲁迅先生也交往甚密。一时间成为上海文化界的活跃人物。

最初,分居两地的曹聚仁和王春翠信件往来频繁,互诉衷肠,互相交流学习和思想。但渐渐地,曹聚仁的信愈来愈少,也越来越短了。王春翠敏感地意识到他们的婚姻有了危机。丈夫是如此的年轻英俊,才华横溢,又在女中当老师,没有诱惑是不可能的。王春翠决意放弃学业,奔赴上海挽救婚姻。到达上海后,她的隐忧被证实了。但她不吵不闹,一如平常的用心照顾丈夫的日常起居,并协助丈夫创办《涛声》杂志,做校对,搞发行。与此同时,努力开辟自己的事业。她在上海暨南大学师范附小任教,也开始写作。处女作《我的母亲》,发表于《申报·自由谈》副刊。

王春翠的贤淑和才华,打动了曹聚仁,曹聚仁辞去女中职务,夫妻二人和好如初。1926年,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,取名曹雯。女儿的出生,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喜悦,他们对这个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疼爱。在一张老照片上,我看到曹聚仁抱着曹雯,小姑娘非常可爱,大大的眼睛,高高的鼻梁,白皙的皮肤,如同一个小天使。

不幸的是,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,曹聚仁在上海郊区的家被摧毁,什物书籍,荡然一空。女儿在躲避战火的途中病倒,由于交通不便,良医难寻,最后不幸夭折。六岁女儿的离世,对夫妻二人打击巨大,王春翠一时间心如死灰,曹聚仁也觉得如同世界末日到来。他痛哭道:“好似天地都到了末日,我这一生,也就这么完蛋了。”天富

承受着无边悲痛的王春翠,靠写作疗伤。她写下了《雯女的影子》一文,发表于《芒种》杂志。1934年,她又完成了散文集《竹叶集》,书名是鲁迅先生亲自选定的,曹聚仁为她作了序。1935年10月,她还以谢燕子为笔名,编著出版了《戏曲甲选》。

繁忙的工作和写作,渐渐抚平了王春翠的伤痛。她又燃起希望,她觉得自己和丈夫还年轻,还会再有孩子的。不料,他们的婚姻再次出现危机。这一次,王春翠心灰意冷,没再做任何努力。她孤身一人离开上海,回到了兰溪老家蒋畈村。

王春翠回到蒋畈村,回到了曹家。毕竟她还是曹家的媳妇。她尽力照顾曹聚仁的父母,更重要的是,她接手了育才学堂,当了女校长。此时,育才学堂的创始人曹梦岐先生,早已离开了人世。他的长子曹聚德和三子曹聚义,先后接任过校长,又先后因为参加抗战而离开。

王春翠接手育才学校后,满腔的热情喷薄而出。首先提出减免学杂费,动员农家子女就学。她迈动着一双小脚在乡村中奔走,呼吁。她一分钱不拿,毫无杂念地办学,将乡村教育视为生命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,为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,提高国民的救国热忱,王春翠组建了“育才小学剧团”,自编自导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《我们在太行山上》等节目,去各地开展抗日演出。1938年秋,他们在晒谷场演出了抗战话剧《一片爱国心》,引起强烈反响。当局要求他们摘下“救亡”横幅,遭到王春翠严厉拒绝。她还创办了《育才学刊》(共200余期),传播文明,宣传抗战,影响甚广。

与此同时,再婚后的曹聚仁也没有沉溺在小日子里,而是继续从事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事业。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,曹聚仁“脱下长袍,穿起短装,奔赴战场”,拿起笔做刀枪,写下了大量的战地新闻、人物通讯和杂感,部分内容还被编入到战时教科书中。我们在电影《八佰》里看到的那位深入到四行仓库保卫战战场的记者,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。

夫妻二人虽然分开了,却没有背道而驰,而是成了抗日战场上的战友,以各自不同的方式,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贡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。这应该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的结局。

尤其是王春翠,离异并没有让她变得愁苦脆弱,她像一名勇敢的战士,投入到了战斗中。1940年春,为避日军侵袭轰炸,王春翠带领师生们隐蔽到山林中继续上课。1942年5月,日军入侵浙东一带,山林里的学校被日军炸毁,他们不得不停课。但第二年稍有安宁,她又立即让学校复课了。复课之时,适逢育才小学建校40周年,她组织学校大庆三天,以提振师生士气。但好景不长,1944年夏,日军飞机再次轰炸,育才校舍又一次被夷为平地。王春翠依然不放弃,她借用祠堂、庙宇及闲房等继续办学,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做小脚先生。天富

抗日胜利后,王春翠马上着手重振育才小学。而且她还发愿,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校舍,增设中学部。为此她四处募捐,筹款,并写信给曹聚仁请求支持。其实这也是曹梦岐老先生的夙愿,曹梦岐在世时就一直想办中学部,故曹聚仁等曹家兄妹都很支持。他们联络当地名流,建立育才中学校董事会,筹措经费,用以创立育才初级中学。1947年,育才学园终于恢复了,小学部、中学部同时开课。曹聚德任中学校长,王春翠任小学校长。

我从育才学校的历史沿革中看到,王春翠自回到故乡接手育才学校后,没有过过一天安生日子,但也没有停止过一天办学。她让读书声穿越贫困,穿越战火,在山区乡村回响。最重要的是,她在这漫长的艰苦卓绝的岁月里,完成了她从曹王氏到王春翠的转换,成长为她自己,一个大写的女人。

育才学校停办(合并)后,王春翠回归乡野,做回了农妇。在蒋畈村乡亲们的记忆里,晚年的她时常独自坐在门前,白发在风中飘拂。但凡有孩子路过,她总会问及他们的学业。闲暇时,她还主动教左邻右舍的孩子认字读书,并告诉他们,没有文化哪里都去不了。

改革开放后她担任了兰溪县政协委员,写下不少回忆文章,如《我的丈夫曹聚仁》《回忆鲁迅》等。1987年病逝,归葬蒋畈墓园。

我久久地看着王春翠那张白发如雪的照片,在心中穿越百年时空向她致敬。我在她的脸上看不到愁苦,看到的只有温和平静,以及平静下的坚毅。她一生致力于办学,一生都在坚持求真知、立真人的“蒋畈精神”。任育才学校校长期间,她8年不拿薪水;改成公立学校后,她便将所得工资薪金,全部用来给学生做奖学金。她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给了乡村教育事业,她因此被乡邻们尊称为“王大先生”。

王大先生,多么响亮的称谓!从小脚先生到王大先生,从曹王氏到王春翠,她的生命开出了馨香的花朵,犹如山涧的一株兰,虽然没有艳丽的色彩,没有浓烈的香气,也没有如雷贯耳的大名——倘若不是走进蒋畈村,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她。但她的馨香,却永留人间。

所谓流芳百世,便是如此罢。

写于2021年深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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