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富娱乐平台|往事如青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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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非所有的往事,都会如烟散尽。有些人与事,在记忆的屏幕上,色泽常新,并不褪去,像一竿竿青竹,日里夜里摇曳着。
1978年的5月11日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,历史进入了又一个光辉历程。
这一年的晚秋季节,“文革”后恢复工作的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一批作家诗人,分两路深入基层,到检验真理的实践中去。一路西北,一路东北。组织者是长诗《王贵与李香香》的作者、时任中国作协临时党组副书记的诗人李季。到和平饭店报到的当晚即召开预备会,主席台上坐着一位身穿石油工人服装的中年人,他憨厚地笑,温和地说话,像个慈祥的大叔。诗人晓雪告诉我,他就是诗人李季。之前,我已熟读他的大部分诗作,如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《杨高传》《五月端阳》《玉门儿女出征记》《向昆仑》。在预备会上,他发表热情洋溢、感情真挚的开场白。他乐观向上、积极进取的一番话,使我们备受鼓舞,尽扫心中久积的雾霭。一些前辈作家和诗人,相拥而泣互报平安,场面很是感人。他们中有作家艾芜、徐迟、碧野、蹇先艾、林淡秋、茹志鹃、俞林、刘知侠、李广田等,有诗人艾青、苏金伞、芦芒、苗得雨、石英、石太瑞(苗族)、包玉堂(仫佬族)、莎红(壮族)、饶介巴桑(藏族)、查干(蒙古族)等,还有评论家孙绍振、刘登翰。
出发前,与不参团的在京作家诗人一起,前往白洋淀、雁翎油田参观访问两天。在白洋淀的游船上,我第一次见到柯岩大姐,她雍容典雅,操着一口京腔。还有军旅诗人李瑛和她的女儿李小雨,小雨是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团的,一身很肥大的石油工人大棉袄掩不住她的青春朝气。当夜,大家下榻在雁翎油田招待所。周边是高粱、玉米和谷子,齐刷刷地连成一片。而田头路边那一丛丛的波斯菊,开得极盛亦热烈,晚风拂来,婀娜地摇曳着。夜色静若水,昆虫们的鸣叫起起伏伏,时强时弱。
紧挨高粱地,见有一人在明净的月光下,好像在写着什么。他鸭舌帽下的那张脸显得些许朦胧,定睛一看,是上海诗人芦芒先生。“晚上好,芦芒兄!”我招呼他。“啊,晚上好。”他回应,声音柔和且富磁性。他是作家,又是画家和诗人。他月光下伫立的剪影,顷刻留在了我的脑海。再往前走,在玉米地边缘有两人在说话,是李瑛和他的女儿李小雨。“晚上好!”我问候道。“空气多好,睡早就亏了!”他笑着回应。我说:“您的诗集里也曾描写过这般美好的乡野场景,我至今还记着。”“哦,谢谢。那就是知音了!”他说。那个夜晚,我一直在游走,直至夜深。只有那些低首含笑的波斯菊在陪伴我。天富娱乐
到达大庆油田,下榻的招待所是平房,四合院式,但面积不小。两人一间,没有洗手间,只有一张桌子、台灯和洗脸盆。我和江西老作家俞林同屋,他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,兼省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。为人和蔼可亲、低调,没有官腔,兄长式人物。当我睡过了头,他竟然把洗脸水给我端了来,让我不仅感动亦心生歉意。后来,我们成为忘年交,常有书信来往,他的全家福我至今珍藏着。
晚餐后去散步,恰遇上海女作家茹志鹃大姐,她笑着说:“请问兄弟,这个地方,蒙古语叫萨尔图,是什么意思呢?”我答:“月亮升起的地方。”她说:“呀!好美的名字,缘不得有这么多漂亮的波斯菊,在热烈地开着,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,是因为有月亮姐姐的缘故呢!”她又问:“你的家乡有这种花吗?叫什么?”我答:“有,而且满山遍野地疯长,我们叫它朵日娜花,即东方花之意。”她赞赏:“名字美,且富诗意。”我对大姐说:“波斯菊就是藏人所说的格桑花。波斯菊,只是其中一类。格桑花不仅品种多,亦鲜艳妩媚,藏人叫它格桑梅朵,含有幸福之意。我在青海的金银滩草原,亦见过此物,那里人称它为金露梅。”大姐说:“格桑花,我是听说过的,但不知它就是波斯菊呢!此花有野性美,该属于广阔天地,在公园里,就显不出它狂放的个性。它生得单薄了一些,看了让人爱怜。”我说:“大姐,您不用担心,它生命力极顽强,能够满山遍野地生长。”大姐开心地笑,说:“难怪你喜欢它,是诗人情怀所致吧。我笑着说:我也喜欢您的《百合花》呢!一读再读的。”
到达鞍山,下榻宾馆。当地朋友说,这个宾馆当年是为迎接周总理而筹建的,总理知情后,随即就搬到另一个小宾馆去住,并严厉批评:“此风不可长,切不可搞特殊化。国家目前还不富裕,百姓生活亦艰苦,要慎而又慎。”听说这些,我们为周总理的高风亮节而动容。当夜,躺在床上,诗兄公刘给我讲了很多有关周总理的感人故事。而诗人、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听完主人介绍之后,立即决定到弓长岭铁矿去采写报告文学,其余人则去鞍钢学习采风。
期间有个小插曲:在第二天的晚上,诗人艾青约我们几个少数民族诗人到他房间里去聊天谈诗,说他喜欢我们的诗作,主要是写得真、不伪饰,有自己的民族风格。他与诗人苏金伞同屋,苏老见到我们也很高兴,就拿出一张画问:“此画如何?”我没过脑子,信口说此画无立体感,觉得一般。不料,苏老勃然大怒,胡子都立起来了,大声说:“什么眼光?鉴赏力太差了!”边说边收画,再不言语!我这才醒悟自己闯祸,一个劲儿地责备自己无知,并连声道歉。这时,艾老出来打圆场:“不要吓唬人家孩子嘛,不就是黄永玉那只鸭子吗?有什么了不起的?别理他,回去休息就是。”那个夜晚,我几乎未合眼,既懊恼又悔恨。不料,第二天一早,苏老来敲门,很幽默风趣地安慰我说:“我犯上,你是组长(其实是服务员,保护老同志的),我不该给你发脾气,我这个人倔强,家里人都反对我。何况,对艺术品有不同评价,是很正常的。别介意,我们应该是好朋友。”之后,我们真成了忘年交,他写给我的墨宝至今悬在我的书屋里:“黄河东流去,滔滔历古今。多少伤心事,犹感泪痕新。”他是真诗人,为人耿直、历经坎坷,但骨骼一直是立着的。天富娱乐
第三天一早,我们到千山风景区参观访问。艾老腿脚不得力,不能爬山,他要我在山下陪他,还逗我:“你若陪我,我叫你看我老婆的照片。”那是他和高瑛大姐在石河子林荫道上的合照,那时他们很年轻。过不久,老作家碧野退了下来,我被解脱,匆匆又去登临。快要登顶时,见李小雨脸色苍白、满脸虚汗,坐在台阶上喘气,显然是低血糖,我赶紧拿出苹果让她吃,才又恢复了过来,后来她总是提起此事。那时我们都还年轻,是一次同行的经历而已。而鞍山的波斯菊也灼灼地怒放,一睹让人惊叹。它与我们一路同行,我们走到哪里,它就跟到那里,也许是它的待客之道。还有大朵大朵的鸡冠花,十分夸张地站在路边,摆出一副不美倒你,不肯罢休的样子。
到达哈尔滨,下榻小黄楼。此楼外观不起眼,内里却很讲究,算是高规格接待。刚走进住屋,各级领导就前来看望我们。那时的黑龙江是国家重工业集中地区之一。经过参观访问,我们眼界大开,创作激情亦大发,写下不少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,留于当地报刊发表。更有趣的是,主人邀我们去乘友谊小火车,北京—莫斯科或北京—金边,全长两公里。全部员工,均为不到13岁的儿童,售票、检票、倒茶水、送食品、播音、检车,都由他们自己来完成。那一身铁路员工职装穿在他们身上,更让人开心。一路上气氛极为热烈亦隆重,乘客为一群白发的爷爷奶奶和青丝的叔叔阿姨,主人为一帮天真烂漫的孩童,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一口铁路职工的腔调,让我们忍俊不禁。那种亲切的感受,极特别亦美好。如今,那时的白发人有些已经作古,而孩子们却早已长大成人。逝者如斯,40多个春秋一晃而过,而友谊之车仍在隆隆运行,美好记忆也在绵绵延长。那些热情待客的一丛丛北方波斯菊,一定也一年又一年地在盛放,不负时光之托、岁月之嘱。天富娱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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