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富|《文学港》2021年第12期｜陈再见：潭头教书记

1

去潭头村教书之前，我在家赋闲半年了。

母亲说，要不去找下郑老师。我没说好也没说不好，转身进屋换了衣服——去南塘镇自然得换一身能出门的衣服。我当然知道找郑老师意味着什么，就是说我还得回到学校去教书。在此之前，我已经在村里的小学当过一年代课老师了，是父亲出面找了汉坚叔。汉坚叔当时是我们湖村分校的负责人，他点头让我进去。可是一年后，我刚学会自如地在众人面前说话，咽喉也习惯了高强度的撕扯，教案什么也写得详尽齐整，教办却突然下了通知，不让我继续领那一个月三百块的工资了。说实话，那段时间我挺挫败的，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极其灰暗的印象。如果有得选，我真是不愿意再站上那所谓的被无限美化的三尺讲台了。

然而，我进屋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还是跟着母亲去南塘镇找郑老师。

郑老师其实已经是南塘中心小学的校长了，外面的人都叫他郑校长，只有我们家还一直延续以前的习惯，叫他郑老师。郑老师年轻时在北斜村教过书，我母亲便是他为数不多的女学生之一，后来郑老师和我母亲的闺密结了婚，母亲一直还耿耿于怀，曾对我们半开玩笑说，要是当年她嫁给了郑老师，我们就不用出生在农村，而是到了镇上。

后来，我读到波兰诗人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有一首诗歌叫《缺席》，写的就是这种微妙的情绪，诗中写道：

“就差一点点/我母亲就嫁给了/兹比格涅夫·B先生/他来自兹敦斯卡·沃拉。/若是他们生了个女儿——不会是我……”

诗人继续写她父亲也会跟另一个女人结婚，他们也生了一个女儿，两个“女儿”还可能在同一个班级上学，拍集体照时，摄影师问：“是不是全都到了？”“是的，先生，全都到了。”学生们回答——而“我”便就此缺席了。这首诗写得很有趣，也很高明，我读到时，立马就想起了母亲当年类似的“假设”。由此可见，母亲也挺像个诗人，只是她近乎无知地认为，丈夫可以更改，儿女却不会。

我猜郑老师是喜欢过我母亲的，母亲年轻时应该挺好看，至少比她那个矮矮胖胖的闺密要好看——我们后来管她叫娥阿姨。娥阿姨一年比一年胖，是个镇上妇人应该有的样子。母亲在她面前早已没有年轻时的优越感，反而还有讨好的意思。不过，她们每次见面，还是表现得很亲热，喝着油麻茶，能坐下来面对面聊大半天。

几年前，我写过一篇小说，叫《拜访郑老师》。我把上门求郑老师安排工作的事安在了“哥哥”身上，“我”倒成了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。事实上，如前面所言，当年上门求人的不是哥哥，而是高二辍学一年后的我。

“我们在老车站下车。一下车，一股热浪扑了过来，汽车味，臭水沟被烈日暴晒后刺鼻的味道，旁边还有一家海鲜粥店，和一个卖牛肉粿条的摊档，葱油香味混着海鲜腥味一起也涌了过来……我和哥哥站在沥青路边，翘着鼻子，享受着属于小镇的味道。尽管不太好闻，闻起来却是那么美好。反正我是那样，每次到南塘镇，我都感觉新鲜，尽管那两条街我都走了无数遍，哪家店挨着哪家店都了若指掌，脑海里都能描绘出图案来。”天富平台

正如小说里所描绘的那样，我和母亲在南塘镇的老车站下了车。母亲晕车，凡是有顶棚的车她都坐不得，所以一下车她就蹲在马路边吐开了。天气又热，我们随身还带着准备送给郑老师的谷物，有芝麻、花生和黑豆。还好母亲那会年轻，把胃里的东西吐完人就清醒了，要是现在，她可以一直吐到胃出血。

从老车站沿着石街一直往前走，经过邮局、信用社、镇政府、伯公庙，然后就是理发店、中药铺、寿衣店，还有卖衣服的、卖咸杂的、卖瓯碗的……每一家店铺在我看来都充满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异乡气息。南塘人做生意又是出了名的热情，看到街上有人走过，店主都会笑脸相迎，问道，要不要歇会？要不要喝茶？要不要寄存物件？母亲以前没少上街，多数店铺老板她都认得，她曾经还在一分钱没有的情况下，赊过一三轮车的年货回去。但是那天的母亲却显得格外冷漠，可以说是目不斜视，谁打招呼她都不理，熟悉的，不怎么熟悉的，好像她脚步匆匆，意欲穿过长长的街市到达中心小学，其间的任何停顿和分神，都有可能影响到她即将托付郑老师给办的事情。

母亲是轻易不求人的人。正因为如此，她一旦决定上谁家的门求事，就下了必须办成的决心。母亲常年做人的信誉让她拥有一个好名声。然而，为我找一份工作显然不同于一般琐事。母亲可能也没什么把握，主要是她拿捏不准托人办事的礼路，不知直接往人家家里跑，是否妥当。她要么是以一个农村人的想法把事情想简单了，要么就是高估了她和郑老师的关系。虽然之前我哥因疟疾在镇卫生院住院，母亲也找过郑老师帮忙。郑老师找了熟悉的医生，还顶替母亲照看了我哥整整一宿，同病房的误以为他们是夫妻，得知只是朋友时，都齐声赞叹，说那可真是个好人呐，整整一晚没合眼。母亲后来不止一次跟我们讲起，除了证明郑老师是个好人外，也是想说他们的关系不一般。但是，母亲肯定也知道，帮忙照顾病人和安排工作不是一回事，即便郑老师真有办法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他也可以假装没办法——母亲事先应该也考虑过，所以她在路上跟我说，到了郑老师家，你要识做（方言，意为知道要怎么做）。我明白母亲的意思，平日在家里，我不是喜欢看书，还喜欢写点文章么。这事放在村里不怎么受待见，在郑老师眼里，却是加分值。我冲母亲点点头，突然紧张起来的情绪让我走路都没了力气，只觉得眼前开始恍惚，像是有人在故意扯动，以至于街道都晃动了起来。天富平台

如果可以选择，我希望能掉头回家。立刻，马上，不带任何犹豫。

2

出乎意料的是，那趟南塘之行，事情办得异常顺利。在中心小学的教师宿舍里，母亲刚把话头挑开，郑老师就看着我问，会教什么？我说语文，接着加一句，我还会写文章。郑老师说，会教就行，不用写文章，会写当然更好。母亲添油加醋来一句，他天天在家看书，一屋子都是他的书，他说以后要当个作家，坐在家里就能赚钱那种……我剜了母亲一眼，羞得满脸通红。郑老师扶了扶眼镜，对我说，这样，你下周一来找我，我带你去报到。

我记得当天是周六，也就是说，再过两天，我就得单独到郑老师家里来。我没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，但郑老师也没说清楚，他准备带我去哪里报到，是中心小学，还是另外的学校？我又怯于提问。既然事情已经说定了，母亲难得的轻松，和娥阿姨拉扯着把她们上半辈子的往事重捋了一遍。我却有些急于要离开，因为我不知道跟郑老师聊些什么。郑老师是个习惯沉默的人，他的沉默不是木讷，而是故意不说，他清瘦的脸上挂着两条长长的法令纹，一沉默起来，那种属于校长的威严派头就很明显了。他说话还带有南塘口音，虽然他本身并不是南塘人，声音低沉，鼻音稍重，但很干脆，说一句是一句，甚至连尾音都不带。这给在村里习惯了话语随意的我，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，一句话必须得在脑海里反复演习多遍才敢说出口，即便如此，话一出口，还是变了形，像是遭遇空气就软化松散的米攀条。

好不容易熬到离开，下了教师宿舍楼，路过一棵凤凰木，右拐，在穿过操场时，我还特意看了几眼边上的教学楼。当时心里还想，如果是在这里当老师，有个事情就不得不面对，那就是郑老师就不再是郑老师了，而是我的领导郑校长了。不知怎么回事，这个后果的设定让我一下子很抗拒，心中希翼的竟是能去另一个陌生的学校报到。

两天后，如我所愿，郑老师把我带到了潭头村，而我即将以一名代课老师身份进入执教的学校，就叫潭头小学。事后我才知道，潭头小学的校长原来是郑老师的侄女婿，也就是说，郑老师为我安排一个代课老师的工作，并不是什么难事，对他而言，可能就是一个电话的事情。即便潭头小学不需要代课老师，校长也必须为我腾出一个位置来，就像一年前我必须为别人腾出自己的位置。天富平台

从镇上去往潭头村的路途还挺远，除了省道，得向南拐进一条狭长的水泥路，曲折起伏，沿途经过不少村落，最后才到达潭头村，感觉就像深藏在腹地深处，是一个我从未听说更从未到达过的地方。作为南塘镇管辖下的大村落，潭头村据说有一万人丁，我们的摩托车路过巷口时，越过池塘刚好能见着一整排威严壮观的祠堂，四马拖车式的建筑，屋顶是清一色的绿色琉璃瓦，飞檐做了工艺精湛的钳瓷，看来还是请了潮汕那边的师傅做的工。在我们这里，看一个村庄的实力，别的不用看，光看祠堂就可以了。当然，说白了，所谓的实力，一般也就是泛指有钱。潭头村有钱，或者说村里有钱的人多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，村里竟然还有直达深圳的长途大巴，每天往返，几乎都满座。村里人大都在深圳罗湖揾食，主要是做海鲜生意，据说罗湖的海鲜市场十有八九是潭头人当老板，早年还有霸市一说。如此这些，我都是后来听同事黄永新说的——我在潭头小学的一年时间里，黄永新是和我走得比较近的同事。

然而郑老师带我去学校报到的那天，办公室里却只见几个吞云吐雾的老头，他们大声说话，完全不像是老师，倒像是刚洗脚上岸的农人（他们确实也是一边教书一边种田）。这让我一度很失落，心想如果是与几个老头一起共事，人生地不熟的，那得多没趣。而所谓的报到，其实就是让我认识下来学校的路途，并无特别的仪式，甚至那个看起来像是校长的皮肤很黑的人只顾着跟郑老师说话，忘了还有我的存在。这样也好，我也不喜欢过分严肃的场面，心情一下子便放松了下来。

末了，他们终于想起了我，并让一位姓林的老师带我先熟悉下校园。学校并不大，坐北向南，入了大门，是一个沙土操场，再过一道小门，还有一个天井一样的内操场。左右两边是教学楼，楼下各种了一排凤凰树，由于整个暑假没人清扫，地上满是凤凰木粉红色的落花；西面是集体办公区，类似一个阔嘴厅，门口还是老式的木板折叠门，里面则拼满了课桌，桌上堆着杂乱的作业本和教学用具；办公区对面，隔着长长的内操场，便是厨房和食堂。奇怪的是，厨房边上，在一个拐角处，似乎还住着一户人家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户人家姓王，是一位双目失明的退休老师，他的妻子是学校的厨工。

那会还没有正式开学，学校显得异常清寂，秋天的阳光实际上和夏日一样毒辣。领着我走在前面的林老师，秃顶的脑门上挂着汗珠，他穿着明显大一号的衬衣和西裤，又患有严重的罗圈腿，装扮的随意和走路的姿势，让他整个人显得很怪异。他看起来有四十多岁的样子，实际年龄应该要年轻一些，只是有些显老。不管怎么样，林老师算是一个热情的人，他一边领着我，一边向我介绍潭头小学大致的情况。他一句话习惯重复两遍，似乎生怕我听不懂，我却有点怀疑他的智商——关于这点实在很抱歉，后来我才知道林老师是一个多才多艺又思想干净的老师，很是为当初的想法深感抱歉。天富平台

林老师问我教什么。

我说语文。

林老师又问我，喜欢写作吗？

我说喜欢。

林老师突然含笑不语。他的嘴巴有些大，嘴唇也很厚，所以做出那个表情时显得很滑稽。不过可以看出来，林老师对我的爱好表示赞赏，又或者，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，让他心生欢喜。

3

去潭头小学代课的事，就算定下了。九月一日准时到校上课，工资还是教办统一规定的数额，一个月三百，不过学期末可以根据学校的财务情况拿到一笔奖金，每学期大概有两千块钱。工资上，我心里早已有数，之前在村里教书时，也是这么多。午餐可以在学校食堂吃，晚餐就由几个住宿的老师一起凑钱解决。至于住宿，如果我想住在学校的话，北面教学楼三楼有几间教室是空着的，腾出一间来，放个床位，就是我的宿舍了。

那会我急切需要的，却是一辆摩托车。即便住在学校，周末回家，也必须要有一辆摩托车。买一辆摩托当然不算什么难事，就算新的买不起，可以买二手的，二手还嫌贵，还可以去车场买一辆报废车，回家维修组装。最后我决定去车场买一辆报废车，买报废车就是碰运气，不过也便宜，五百块一辆，随便挑。那些所谓的车场，其实就是通过内部关系从交警那承包来大批无牌无证的车辆，大部分都是好的，当然人总有倒霉的时候，就像我。我还特意请了一个懂维修的同村发小去帮忙挑车，事实上，懂行也没用，顶多就是看看型号和外观，至于发动机，又启动不了，谁知道是好是坏。结果摩托车拉回家，一拆，是坏的，机头大修过。我们的心情都沮丧到了极点，只好重修买零件，组装维修。最后，摩托车是修好了，却有一个毛病，就是难启动，通常要在启动杆上踩半天，才可以把那辆本田摩托启动，而且声音巨大，排气筒还冒出浓浓的黑烟。

后来，我母亲说，她每逢周一看我大清早起来，尤其是冬天，把摩托车从天井推到巷子，再噗嗤噗嗤地踩半天，觉得真是心酸。但我自己没觉得，那段时日还挺开心的。那是我第一次以工作的名义出门在外，虽然相距不过几十里路，隔了个镇而已。我一个礼拜才回家一次，有时为了让回家的感觉更浓烈一些，还故意隔两三个礼拜再回家。一个人在学校里挨过那些寂寞的周末，就为了回去时有种久别重逢的感觉，村子也好，家人也好，看起来似乎都陌生了一些。而在母亲的记忆里，那却是一段让我备受委屈的日子，除了迟迟启动不了还经常把我的脚踝磕出血的摩托车，更大的委屈是一个年轻人的口袋里总是缺钱。有一次回家，摩托车开在省道上，突然没油了。我翻遍口袋，才翻出三块钱，那时路边加油店瓶装的汽油最少也要五块钱。我只好捡了一个矿泉水瓶，谎称要买点汽油回去洗东西，三块钱就行了。老板很不情愿地给我倒了半瓶，说是三块钱，其实缺斤少两，最多也就两块钱的样子。我不便跟他计较，急忙拿走，把油倒进车油鼓，才勉勉强强开回了家……我应该是把这事跟母亲说过，所以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自己忘了，母亲却一直记得，每次重提还眼角带泪。天富平台

其实哪个年轻人没经历过一点生活的尴尬和忧伤呢？我相信当年告诉母亲时，也是权当说了一个笑话。

好吧，潭头教书一年，我闹过的笑话并不少。在众多老油条面前，我当然是菜鸟一只。新学期开学没多久，学校就给我安排了一堂公开课，像是故意要摸摸我的底子。这把我给紧张得呀，几天吃不下饭。我在村里教书时从没上过公开课，也不知道公开课要怎么上。只能一个劲地安慰自己：平时怎么上就怎么上。可是，能一样吗？面对几十个陌生的小孩已经够我怵的了，那会还要面对十几个同事，以及永远黑着脸的校长。

我教的是三年级的语文，两个班，还是其中一个班（应该是二班）的班主任，另外还教了四年级的自然还是地理，我忘了。教室在北边二楼，而我住在三楼，每天上课，我直接从宿舍下来就可以了，很少去一楼的办公区，初来乍到，我还是害怕跟人打交道。吃午餐却是没办法回避的，全校十几个老师都在食堂用餐，围成两桌，校长、副校长、主任和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坐一块，他们有时还会喝点小酒，通常是其中一个老师特意带过来的，包在几层皱皱的黄皮纸里，像是什么家传宝贝。我们五六个年轻一些的坐一桌，即便这样，一餐吃下来，我也是不说话的。黄永新比较活跃，话也最多，但那时我跟他还不熟，生怕他在我身上找话题，还有点躲着他的意思，至少眼神是躲闪的。林老师对我还算照顾，他会叫我多吃点，那么瘦。那时我确实很瘦，站在学生堆里，旁人根本看不出是个老师。

上公开课那天，一上了讲台，我反倒不紧张了，甚至有一种自我表现的兴奋感。说实话，我也是做了充分准备，那天临场发挥得不错，比起那些老教师，我的普通话还行，清晰流利，首先就把场面给镇住了。再者，我平时的阅读和写作，在关键时刻帮了我，词汇的运用和情感的表达，确实让一堂简单的三年级语文课变得情感饱满、信息丰富。天富平台

公开课就像是样品，谁都知道样品不等于日常品。但是事后，同事们对我还是有些刮目相看。记得课后还有个讨论环节，地点在一楼的办公区，几乎所有老师都说了好话，只有林老师提了一个发音上的瑕疵，另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师（我忘了他姓什么了）为我辩解，说甲子人是这么发音的，问题不大。他的意思是，那不是我个人的错，是地方性的缺陷，或者说特征——就像甲子人和南塘人，虽然说的都是福佬话，发音却并不一样，本地人一听就知道了。我的发音一半是甲子一半是南塘，因为甲西镇本来就夹在甲子和南塘之间，而我们湖村又处于甲西和南塘的交界处，是边缘中的边缘。所以，甲子人说我们是南塘的，南塘人又说我们是甲子的，至少从发音上，我们是比较尴尬的存在。这我不需要辩解，也解释不清。

讨论在一种和谐的氛围里进行，我假装记着笔记，实际上什么也没写。我蛮开心的，第一次觉得已经融入了大集体，同事都认同了我会教书的事实，我也自信可以把书教好。这就够了，如果说之前我跟学校和老师还隔着的话，那场公开课之后，我就把自己当作其中一员了。每天上课下课，我的脚步开始轻快，课余时间，也不再故意往三楼的宿舍里躲了，而是下到一楼集体办公，有时也和同事吹吹水，抽抽烟。

4

除了我，潭头小学的教师都是南塘镇人，潭头村，或者周边的村落。比如林老师就是白芒村人，我每次回家，摩托车还要经过白芒村路口。黄永新是黄厦寨的，他们村正面对着省道，修建有大大的牌坊……也就是说，真正需要住学校的，其实就我一个远道而来的人。然而在我到来之前，在学校住宿的，除了厨房拐角处那一家子，还有三个同事，一个是林老师，他家离潭头村不远，不过他喜欢守在学校，又没结婚，就把学校当家了。另外一个是黄永新，他下了课也喜欢呆在学校，更多的时候，他只是把学校当作据点，有时还会带女孩回宿舍过夜。还有一个姓邱，也是代课老师，他不怎么爱说话，身材结实，小平头，走路还喜欢挺着腰，一看就像个退伍军人，后来一打听，还真是。邱老师教四年级的数学，他的宿舍在南面教学楼楼梯口的一个小单间，平时收拾得干净利索，被子也叠得跟豆腐块似的。我们如果过去串门，没经允许还真的不太敢乱碰。他房里放有一个小电视，又在楼顶装了个小鼎，偷偷接收信号，能收到不少卫视和香港那边的电视台。他没事就喜欢看电视，看新闻和连续剧，如果见他出来了，要么是吃饭，要么就是端着脸盆去浴室洗澡。天富平台

在我来之前，学校就他们三个晚上搭伴开伙，加上我，就是四个了。阿姨只负责午餐，晚餐我们得靠自己。阿姨有时也想过来帮忙，我们没让，她还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男人和一家大小要照顾。她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，大女儿已经不小了，在外面读初中，早上出去傍晚才回来，长得很漂亮。二女儿好像是读五年级，是个活泼的小女孩。小儿子才刚学会走路，喜欢在内操场骑着玩具马到处跑，课余时间，学生们很喜欢逗他玩。他们一家应该不是南塘镇人，听说话的口音，可能是潮汕那边的，揭阳或者普宁。据说王老师在潭头小学执教多年，双目失明后，学校对他算是特殊照顾，老婆帮老师们做餐饭，也领一份代课老师的工资。

林老师、黄永新和王老师一家比较熟，他们经常去王老师的家里坐。我也去过几次，都是和他们一起。我那会比较怕生，一般可不敢一个人往人家家里跑。阿姨和王老师都是相当和蔼的人，并且我们每次去，王老师都要坚持为来客冲茶。他几乎一天的时间就坐在茶几边上，茶具和水壶都在他伸手能及的范围内，一整套冲茶的步骤也在日长夜久的摸索中显得利索流畅，轻易还看不出是个失明的人。而那套紫砂茶具，都快被茶垢浸染变黑，一看就知道是潮汕那边的老茶客。王老师最后冲好茶，伸出白皙的手掌，做出一个“请”的动作。我们每人端上一杯，喝完，免不了赞许说好茶，王老师却笑着说，孬茶孬茶，本地凤凰单枞。

学校四点多钟放学，离天黑其实还有一段时间。学生如潮水般涌退之后，整个校园就迅速冷清了下来，住宿的老师也都回各自的宿舍，备课，或批改作业。我的宿舍是所有老师中最大的一间，因为它之前本来就是一间教室，教室一边还堆放着残旧的课桌椅，靠东的墙边才是我的住处。我用布帘子把空间隔开，放了张铁架床，和一张书桌，前后都有窗户，前窗可以看见整个内操场，后窗能望见潭头村的菜市场。菜市场没什么好看的，我一般会站在前窗俯看内操场。经过值日生的清扫，内操场干净得不见一片树叶。王老师的大女儿踩着单车回来时，应该是五点半左右。她一回来就喜欢跟弟妹在内操场玩耍，追逐奔跑，笑声像是铜铃一般，洒满了校园的每个角落。我站在窗前，竟有一种偷窥的快感，又害怕被发现，时不时的，还得假装回宿舍，看书，听歌，满脑子却都是她的笑声。我那时情窦初开，却又习惯压抑住心中的情感，所以，一边怀揣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一边却又刻意对其疏离。自始至终，我都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也没有跟她当面说过一句话。

六点钟的样子，黄永新就在楼下喊我了——陈老师，去买菜啦。天富平台

我们几个分了工，我和黄永新负责买菜，林老师择菜，厨师还是黄永新，最后是邱老师洗瓯碗。没办法，只有黄永新会做饭，能者多劳。黄永新当时在我眼里可真是个能人，他比我大两三岁，人却显得比我成熟干练许多，长得也帅气，肉嘟嘟的，脸上整天挂着笑，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，没有架子，也没有距离感——我见他第一眼，就感觉合得来。事实上他跟学校每一个老师都合得来，他能说会道，嘴巴跟抹了蜜似的，学生也喜欢他，尤其是女学生，还经常帮他洗衣服。他结交的校外朋友也很多，男男女女，都是社会上的青年。他晚上很少回学校过夜，偶尔有带女孩回来，还得偷偷摸摸的，生怕被林老师发现。因为林老师批评过他，说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，是干净的地方，不能搞得乌漆墨黑。他私底下埋怨林老师管得有些宽，却还是有点忌惮，如果林老师的房间还亮着灯，他是万不敢造次乱来的。

5

菜市场在学校后面，我们得绕过学校大门，多走一大圈子路。

黄永新大摇大摆走在前面，几乎每个迎面而来的人，都和他相识，他必须笑得鱼尾纹皱起，以显示热情。他走路的样子有点看似嚣张的摇摆，不是故意的，应该是天生就那样的走姿，陌生人一看，是有些跩跩的感觉。我倒觉得他的走姿挺招人喜爱，大概是我跟在他后面看习惯了。到了菜市场，我还是跟在他后面，他喜欢以讨价还价的方式跟年轻的女摊主打情骂俏，多要根葱多要颗蒜，还不让人觉得讨厌……他总有一套对付人却又叫人觉得舒服的办法。他手里什么都不拎，有时还背着手，像是上市场收保护费的，买了什么，都由我在后面接着。钱当然是他付的，他管我们的伙食费。我们都信任他，也知道只有他管得来，会帮我们省钱，同样的菜式，他买就要比我们便宜。别说菜市场的人他都熟悉，就算是陌生的摊主，他也会先熟悉了，再进行交易。说实话，我蛮佩服他的，觉得他真是一个奇人，嘴巴长在他身上，确实不仅仅是为了吃饭，还可以变着花说话，对人说人话，对鬼说鬼话。关键是他话多还不招人厌，真是不一般。

黄永新厨艺也还行，他最为拿手的菜式是焖豆腐。每几天我们就会催他做一次焖豆腐，先是林老师慢条斯理地说，黄老师，今天有新鲜的豆腐吃吗？他们都知道菜市场卖豆腐的女孩长得很漂亮，跟黄永新的关系不一般，巴不得每天都找她买豆腐。邱老师再加一句，我们都喜欢吃豆腐。黄永新笑着说，市场有个豆腐西施，能不买吗？林老师又说，黄老师这一手厨艺完全是被豆腐西施给逼出来的啊。黄永新更是笑得打颤。要是做其他菜，黄永新显得有些随便，但焖豆腐不行，对他而言，那是一件需要郑重对待的事情。首先，得剥好足够多的蒜头，这事一般是林老师择菜时就随手完成了。蒜头和瘦肉都剁碎，备好在盘子里，瘦肉还得加少许酱油、耗油和盐，先腌制几分钟。再把豆腐切成小方块，为了显示刀技，黄永新还喜欢一手托着豆腐一手拿刀切。热锅下油，先放豆腐，煎几分钟，再加一点清水，同时把瘦肉和蒜末一起均匀地铺在豆腐上面，盖上锅盖，焖十分钟，揭盖，加少许水，加一点酱油，再焖十分钟，一道香喷喷的焖豆腐就基本完成了。天富平台

时至今日，黄永新做过的其他菜式都忘记了，唯有这道焖豆腐我一直记得。后来成家了，我也尝试着做，按照黄永新的方法，做得也还可以，至少我的家人都说好吃。我每次都跟他们说，当年我在潭头小学教书时，我的同事黄永新，最拿手的就是焖豆腐，我每餐可以吃两大碗米饭。

平日除了教书，能把我们几个聚在一起的大概就是做饭了。教书的日子自然是枯燥乏味的，一日复一日的校园生活，实际上也跟坐牢没什么两样。但我却是快乐的，这其间大部分来自晚餐前后那一个小时，几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在一起，总是舒服和欢快的。与中午的集体用餐不同，晚餐更像是私人聚会，是开小灶，是“拍斗四”（方言，即几人凑钱吃饭）……现在想来，那确实是我从学校出来后，最为快乐的一年。无论是之前在本村教书，还是后来去了东莞和深圳，环境和工作的变换都不能让我快乐，反而因为日益清醒更觉得焦虑与不安。潭头教书那一年，却给了我纯粹的轻松和欢乐，不考虑未来，对所谓的前途也视而不见，仿佛我就可以那样自在地过一辈子，就跟林老师、黄永新一样，是个正式教师，只要不嫌弃工资低（那时正式教师的工资也不高），就可以干一辈子。事实上，那会年轻老师都在寻求出路，停薪留职，或者直接辞职走人，否则也没那么多空位留给我们代课老师。后来学校有一个教美术的老师就去了深圳，在房产中介上班，还跟我联系过。那时我已经在深圳的工厂上班了，他问我要不要到房产中介上班。我没去。我一直记得美术老师的样子，高高瘦瘦，我们在学校接触不多，但彼此印象挺好；还有一对恋人，他们都是潭头村人，一起在学校教书，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，都是六年级，是学校的骨干教师。我一直觉得他们俩特别有夫妻相，其实就是般配，走在一起，看着舒服。我去过他们准备结婚的新家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去的，记得还在他们家吃晚饭，喝了一大碗沙白煲冬瓜汤。饭后还一起唱歌，他们家有一整套配备齐全的音响，我记得唱了一首《我愿意》。他们夸我声线好，却不知道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在他人面前唱歌。后来，他们要结婚了，邀请全校老师去内湖镇一家酒楼喝喜酒。按惯例，我作为代课老师是不用去的，因为谁也不知道我能在那里教多久。但我还是去了，包了两百块钱的红包，几乎用掉了一个月的工资。那时我的想法还比较单纯，教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赚钱，对未知的生活还充满想象，对周边的人更是百分百的信任和友好。天富平台

对了，还有另一个年轻老师，我忘了他姓什么了，却记得他的偶像是张国荣。每次和我们聊天，三句不离张国荣，对张的歌更是了如指掌，说起张跳楼自杀及其前因后果，他如丧考妣、如数家珍，好像我们如果不喜欢张国荣，他就会跳起来打我们似的。他每次来学校都开一辆日本进口的太子摩托，很是拉风。那时我对张国荣很不以为然，最喜欢的歌手是许巍，在宿舍听的都是他的歌。有一次，黄永新带了几个潭头村的女孩来学校玩，她们刚从深圳罗湖回来，以前还是黄永新的学生，出门回来后就不像学生了，跟老师相处也暧昧了起来。其中有一个和我互留了号码，后来我们通过几次电话，她似乎对我有意思。有一回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多小时，末了我竟然唱了一首许巍的《星空》给她听——

“秋天的风吹过原野/无尽的星空多灿烂/就在那分手的夜晚/你曾这样轻声告诉我/无论相距有多遥远/只要我轻声呼唤你/你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/我的姑娘/我的姑娘/我不知对你再说些什么/也不在乎它的真假/只是将你轻轻拥在我怀里/仰望着蓝色星空/只是将你轻轻拥在我怀里/倾听着风的声音/只是将你轻轻拥在我怀里/我的姑娘”

唱完，我问她好听吗？她说好听。

后来我到了深圳，还去罗湖找过她，一起去大梅沙看海。再后来就没联系了。

6

事实上，自从我不辞而别，离开潭头小学后，我跟同事其实都断了联系。这里面有客观因素——我是曾尝试联系他们，却因彼此的号码换了又换，最后都联系不上了。

前两年，得知我妻子有一个亲戚是潭头村人，我便试着探听一些老师的情况。那亲戚跟我说，主任得癌症去世了。我听了很悲伤，他真是一个好老师，和蔼可亲。我记得最后一学期结束时，去他家里领期末奖金。那就是一个农人的家庭，院子里放满了农具，难怪当时做老师没什么尊严可言，很多年轻人宁愿辞职走人。我领了一千块奖金离开后，也开始下定决心外出，不能再呆在那里教书了。暑假时，我就随人去了东莞虎门，待快开学了，我给郑老师打了个电话，说我不想回去教书了。郑老师表示理解，他让我直接给校长打电话。我犹豫了半天，惧于校长的威严，最终电话没打，只是给他发了个短信。他回了一个字：好。天富平台

我又问亲戚，知道一个叫黄永新的老师吗？亲戚说知道啊，年轻人可惜了，前几年，家乡闹冰毒时，他沾染了毒品，现在已经不成样了。我很是诧异，黄永新不应该是那样的人啊，不过转念又想，他在外面交往的人太杂了，日子久了，难免就会有差池。我再三确认，是不是那个教书的黄永新？亲戚咬牙肯定，能有几个黄永新啊？黄厦寨人，在潭头小学教书的黄永新，他在潭头村可是个小名人，谁人不认识他呀……这么说来，就错不了了。

只有林老师，我没再问。

我知道，林老师是不会离开潭头小学的，他也不可能学坏，更不会像美术老师那样，停薪留职去外面闯荡。他是那种注定会守住乡村小学一辈子的恪尽职守的老师，一直到退休，甚至像双目失明的王老师一样，即便退休了还住在学校里——林老师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印象。说白了，像林老师那样的人，也只能适合待在学校，只要一出校门，他那貌似傻乎乎的形象，多少会被人瞧不起，会被误以为是不太正常的人。确实，在陌生人看来，他确实有点怪怪的，只有我们这些熟知他的人，才会钦佩他的多才多艺。除了过硬的教学经验，林老师几乎什么才艺都会来一手，二胡、吉他、象棋、围棋、文学、中医、占卜……他那秃顶的脑袋瓜里不知装了多少杂七杂八的知识，任何一个话题，只要我们一挑起，最后都是他来给我们普及常识，俨然一本活字典。

平日里，我都不太敢主动跟林老师接触，主要也是因为敬重他，敬重自然就产生了距离，不像我和黄永新，可以没大没小、无所顾忌。而有才华的人又总会有点小脾气，似乎小脾气也是他们彰显才华的方式，林老师也不例外，闹起脾气来，就像个孩子一样，我们都得躲着他。相较而言，林老师对我算是关爱有加，还有一点，他没事还喜欢找我聊文学。我对文学的理解只是皮毛见识，不想在他面前露怯，就有了故意避着他的意思。

一到夜里，黄永新出去，找他社会上的朋友玩了，我和邱老师也相继回了宿舍，只剩下林老师一人。他的宿舍在食堂隔壁，一般也不让人进去。这时，林老师会搬出一把交椅，放在内操场里，从食堂照射出来的光影，刚好能投射到他身上。他坐在交椅上，开始怀抱二胡，凄凄切切地拉了起来。二胡声让整个校园更显荒凉和寂静，林老师反复拉的又总是《二泉映月》之类的曲子，听着让人心生哀怜，思乡亲切，还偷偷落了泪。

突然，林老师停了下来，朝楼上喊，陈老师，下来聊天呐。

我出门到走廊一看，见林老师孤零零地坐在操场里，周围是凤凰木黑魆魆的影子。林老师既然叫了，我就会下去跟他聊会。我说起正在读的小说，那时读的多是王小波和余华。林老师似乎对他们不感兴趣，他喜欢苏俄作家的作品，高尔基和托尔斯泰之类，说着还会唱起《三套车》和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我对苏俄作品接触不多，听着隔阂，心中却十分向往——后来我花了大量时间把苏俄作家的主要作品都读了，便是当时林老师在我心中留下的种子，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里说的：天富平台

“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……就会结出许多籽粒来。”

我和林老师唯一的外出，就是和他去村里家访。

当时林老师骑了一辆笨重的铃木摩托，他本人又矮，双腿够不着地，单人开都费劲，还要带上我，在曲折狭窄的巷子里，我们几次差点出了事故。关于那次家访，我后来以它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，题目叫《一日》，对林老师和那天发生的事进行了一次艺术虚构。

“老钱大概在学校里和谁都处不好关系，他劈着罗圈腿走在校园里，后脑勺上几缕故意往前面摆的毛发迎风起伏……那形象确实谁看了都倒胃口。他才而立之年，却已经是这般老态了。我帮他找过原因，秃顶当然是关键，装扮也是重要原因，他不应该穿那么宽大的西裤，腿本来就短，还向外拐了个弧——如果能换个牛仔裤，估计会年轻许多。这些，我当然不敢当面和他讲。我只是一个新来的代课老师。”

小说写好后，我感觉对那一年的生活有了交代。我一直想为此写点什么，尝试了几次，都没完成，《一日》算是第一次。那年是2012年，我刚写小说没多久。2013年小说发表在《山花》杂志上，是一本不错的文学杂志，能在上面发表，说明我还算是一块写小说的料，于是就一直写到了今天。

当然，小说里有些情节是我根据黄永新的事迹虚构的，比如那场发生在镇上娱乐场所的打斗，就是有一次黄永新带我出去玩时真实发生的事情。至于家访，确有其事，不过没那么多意外发生，相反进行得很顺利，也很枯燥无趣。林老师那天是去劝一个学习成绩不好的女生不要辍学，因为他听学生说，那女生要去深圳打工。林老师家访的目的就是想留住学生，也劝说她的父母，不要让孩子过早出去社会游荡，还是得多读几年书。林老师完全是出于好心好意，学生和学生家长也听进去了，至少当面表示听老师的。我不知道后来那女孩是不是真的留下来了，因为我比她先一步离开了潭头小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