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富平台|《广西文学》2021年第10期|罗南:寻找光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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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需要回溯到2009年,我甚至还需要回溯到更久远的从前,关于写作,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,又是怎么发生的。我能想到的是我的童年,那个沉默寡言的孩子,她长时间坐在门槛上,看着家门前丫字形的马路,间或出现两只狗,通常是黄色的大狗,似是欢喜似是恼怒的,追逐着,从她眼前跑过。间或是几头猪,黑白相间的花色,母猪通常走在前面,拖着摇摇晃晃的奶,一摆一摆地走,几头花色相同的小猪崽跟在身后,同样一摆一摆地走。更多时候,马路上什么也没有,风吹过,垃圾打着旋,从四周聚拢到一起,白色的纸片或塑料袋试探着,跃了几跃,终于升起来,飞到很高很远的地方,落到不知何处去。那个孩子一眼一眼地看,却从不敢走去离家门更远的地方,因为她识不得路,她已经好几次找不到家,号啕大哭着被人送回来。
她是那样的笨拙。
她长大后仍然笨拙。多年后,当她长成青年,长成中年,仍然需要比别人更多的时间,才能记住一条路、一个人。
这个笨拙的人,常常在内心里,自己与自己对话,她的世界是满的,尽管她目光所及,大多只是一条马路。这个笨拙的人,长大后,仍然习惯在内心里,自己与自己对话,直至有一天,她尝试着,把那些话写出来。
接到《广西文学》主编罗传洲老师的电话时,我在一个名叫西秀小学的村级学校教书。凌云县城从东边扩张蔓延过来,把西秀村变成了城的一部分,我们就在城中,县直部门的办公楼三三两两地立在我们周围,可西秀小学仍然是一所村级小学。我教小学三年级语文,一群从山上教学点来的孩子,常常写不出一句完整通顺的话。我带着他们在操场上转悠,观察树木花草,教他们如何描述一片叶子、一朵花。
学校只有一间大办公室,十几个老师集中在一起办公,电话机挂在墙上,它响了一声,响了几声,一个老师走过去,摘下话筒,听了两句,就朝操场大声喊,罗南,你的电话。
我跑过去,心里困惑着,不知道是哪位学生家长找我——除了学生家长,几乎没有电话找我。话筒里,我听到“广西文学”和“罗传洲”几个字,其他的便听不清了,因为心快速跳动的声音盖过了一切。我一直记得那一天,阳光落到门外的台阶下,明丽耀眼,办公室里很静,同事们坐在桌前批改作业、备课,没有人知道我内心波澜。那时候,我还不习惯在稿件里留电话号码,除了一个联系地址,寄出去的稿件里并没有我更多的信息。我不知道罗传洲老师是怎么找到学校电话的,我很惊讶。对于一个尝试写作的人来说,意外接到主编的电话是莫大的惊喜。
后来我收到一封退稿信,罗传洲老师亲笔写的退稿信,时间是2007年6月25日,我一直珍藏着。时隔多年,我重阅信件,仍被字里行间的真挚所温暖所感动。罗传洲老师在信中说,你的稿子仍觉轻浅,“散文写作一要真诚真实;二要有一定的信息量;三要有见地,也就是有思想和思考……”他建议我多阅读优秀作品,“提高眼界,促进思考与分析生活的能力,才可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”。天富娱乐平台
2007年夏天,我坐在学校办公室里品着这些话,电风扇在我头顶呼呼地转动,我心里似乎明晰了什么,而更多的却仍是迷茫。关于思想及思考,我狭窄的眼界并不能轻易抵达它们。那时候,我的眼睛所能看到的,更多的只是我自己。多年后,回头看写作的路,每一步都在印证罗传洲老师的话。
韦露老师的电话号码是罗传洲老师告诉我的,他特别叮嘱,周末时间不要打电话,编辑老师们平时上班已经很累了,不要轻易占用他们的休息时间。我记住了,也记住了罗传洲老师的细心。
与韦露老师通电话是因为一封稿件修改意见信,那时候是2008年,我离开学校,借调到县文联工作,寄往学校的信件我没收到。我回学校找过,没找到,便很沮丧地给韦露老师打电话。韦露老师说,没关系,我重新跟你讲。如今我已记不起那篇文章的内容,韦露老师的声音却一直记得,一如后来我与她熟识之后的温和、真挚、耐心。
温和、真挚、耐烦。多年后,我熟识更多的《广西文学》编辑老师,直至很年轻的李路平、李彬彬老师,我发现这六个字几乎是他们的共性,每一位编辑老师对文学新人的悉心指导,都渗透有这六个字在内。对于文学人才的挖掘、培养、爱护,他们是如此真诚。多年后,我与参加过《广西文学》创作培训班的学员们相遇,大家忆起最初学习写作的时光,谈起我们共同的编辑老师们,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这六个字。那么多年了,我们一直被温暖,被滋润。
我想要说的还有2009年夏天,于我来说,那是一个转折点,那个不敢离开门槛半步的孩子,终于站起来,试探着往前迈开步子——我想表达的是眼界,我开始看到门槛之外更远的地方。2009年夏天,我第一次参加文学创作培训活动,第一次见到《广西文学》的编辑老师们,第一次聆听区内外著名作家授课,第一次见到来自广西各地的写作者们。那么多的“第一次”纷至沓来,像一只只叩门的手,对我说,打开、打开、打开。——我想表达的是,对一个最基层的初学者来说,要跳出自己原有的视野和认知是那样的难。《广西文学》举办的创作培训班为基层写作者打开了窗口,我们得以看到更辽远的地方。后来我有幸又参加了几次《广西文学》举办的培训活动,我能感觉到自己一次次被打开,那些有关于视野、胸襟、情怀的东西,像风,像雨,像阳光,像厚厚泥土之下埋藏有一颗种子,我知道它在生长。天富娱乐平台
一直到现在,它仍在生长。
2009年夏天,我从凌云县辗转赶到培训地点时,已是晚上九点多,韦露老师坐在大厅里等我,她笑盈盈地说,你与照片上不太一样。我笑着没有说话。除了笑,我并不知道说什么。可我的心暖暖的,想着,韦露老师怎么就一眼认出我来了呢?
那时候,韦露老师真年轻呀。
那时候,李约热老师真年轻呀。
那时候,冯艳冰老师真年轻呀。
他们全都笑盈盈地,我想,他们肯定看到了我的局促。
几天的培训,我几乎没有说话,我只是看着、听着。李约热老师在说到阅读的时候,随口就能说出一长串一长串的作家名字和作品名字,他的渊博让我再次看到我的渺小。
后来,我尝试着写小说,并把它们投给李约热老师。李约热老师说,我先推荐给《民族文学》,要是他们不用,我们才用。我一直记得内心里的那份欣喜和感动,《广西文学》像一个慈爱包容的母亲,对她的孩子说,去吧,大胆往前去,碰壁了,转回来还有家呢。——那篇小说,《民族文学》没采用,后来发到《广西文学》上,那是一个中篇小说,近三万字。我第一次写那么长的篇幅。
在《广西文学》发表了两个中篇小说后,我感觉到自己虚构能力的不足,我并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,于是又转向写散文。从散文到小说,再从小说到散文,某一种东西无形中被打通了,关于散文,我多了一些思考,比如说,可以借鉴小说的叙述,让散文更开阔。
关于韦露老师,我一直有种奇怪的感觉,她总能准确找到我的盲点,告诉我,往哪里去,才能通达散文的秘境——她的修改意见,总会让我得到顿悟,明白稿子的缺陷所在。一次次点拨,一次次顿悟,之前混沌的东西就会清晰起来。
把《然鲁》交给韦露老师是2020年夏天,从上一个夏天,到这一个夏天,时间已过去十一年。十一年里,我从未离开过《广西文学》的视线,从未离开过韦露老师的指导。写下《然鲁》时,脱贫攻坚战已到尾声,扎在山村几年,我内心每一天都有波澜,总想着要记录些什么,比如说,用散文的方式,记录那个名叫后龙村的村庄以及生活在村庄里的人们,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日常,就是这个时代的细节。在我的计划里,我需要写十个人,十个人十个章节,每一个章节都独立成篇。写下《然鲁》时,这一切仍是混沌的,我并不很清楚我应该怎么去叙述。脱贫攻坚工程太庞大了,进入我眼里心里的东西很多,我难以取舍。天富娱乐平台
把《然鲁》发给韦露老师时,她正带着女儿去医院,小姑娘皮肤过敏。韦露老师匆匆忙忙的,仍抽空回复我的信息——她总是这样的,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状态中。我有些不安,觉得很愧疚,本想问问小姑娘病情的,最终却没能问出口来。我一直都是笨拙的人,用口头去表达内心,于我是一件羞涩艰难的事。那篇稿子韦露老师当晚就看了,她说,让我想想,这篇散文的亮点在哪里。
我觉得惭愧,又觉得温暖。那么多年了,韦露老师一直在帮我找亮点。
《然鲁》我修改了六次,每一次几乎都是推倒重建,如果以字数计,这篇散文,我前前后后写了六七万字,最后成形的只有一万三千字。在韦露老师一遍又一遍点拨中,我一次又一次纠正我偏离的方向。《然鲁》终于成稿的时候,那群生活在后龙村的人们面目也清晰了,韦露老师为我打通了一条道,我知道如何叙述才能通向他们。
举一个例子,是因为有太多相似的例子。像一个在漫漫黑夜里行走的人,《广西文学》的编辑老师们告诉我,往前走,一直走,就能寻找到光。
【罗南,广西凌云人,有散文、小说散发在《花城》《作家》《美文》《广西文学》等刊物,散文集《穿过圩场》获第八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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