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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上旬的一天,《人民日报》副刊部的朋友来电,说他在朋友圈里见我去年去陕西榆林采访过治沙英雄石光银,如今石光银获得建党百年“七一勋章”,期望我写一篇报告文学。我同意了——这当然是作家应该做的。惜乎采访那天石光银有活动,采访进行得有些匆忙,后来我把他写进一篇治沙英雄群像的文章里。这回要写一篇较为丰实、完整的报告文学,我决定再去一次榆林,做些更深入的采访。恰好榆林市委宣传部部长曾德超在北京开会,我们便约定11日乘坐同一航班共赴榆林。该航班定于21点15起飞,不巧那天北京遭遇特大暴雨,我们在飞机上坐了4个多小时,直至凌晨2时许才通知航班取消,我们不得不悻悻地下了飞机。此时大雨依然狂泼如注,曾部长特意从榆林驻京单位要了一辆车,执意送我回家。我家是春节后搬进朝阳区广泰东路一片新社区的,高楼林立,树木葱郁。瓢泼大雨中,那位年轻司机驾车“乘风破浪”,开到广泰东路一带。浓浓夜色中,我透过车窗雨帘,看到黑乎乎的一片楼群、一道长长的铁栅栏和熟悉的大铁门。“到了!”我叫了一声,于是下车和曾部长礼貌地拜拜。过后我撑开折叠伞,拉着行李箱,从门卫室叫出一位睡眼惺忪的保安说:“我住九号楼,请开门。”保安潇洒地向后一挥手说:“九号楼就在那边。”我顺利地进了门,顺着大水横漫的甬道冒雨向九号楼走去。天富娱乐注册
走着走着,我发现不对了,根本找不到九号楼。漆黑的夜色和狂风大雨中,甬道上的路灯变得昏黄朦胧,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,而且越转越糊涂,根本找不到北了。放眼望去,一栋栋黑黝黝的高楼比肩而立,威风凛凛,结构相似,模样相似,而且几乎所有的窗口都熄了灯。此时的我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,那把雨伞也被狂风吹得翻转过来,完全不起作用了,只好扔掉。就这样,我浑身透湿,顶着呼啸风雨,蹚着没过脚面的积水,拉着箱子在楼群中转来转去,犹如一只找不到窝的落汤鸡,那孤独和狼狈的样子实在够惨。
呵呵,终于依稀看到远处一栋楼的楼角上写着“九号”字样了!我加快脚步匆匆走过去,可一下又沮丧起来——这栋九号楼与我住的九号楼造型一样,环境却完全不同,显然是另一片社区的九号楼。我顿然意识到,暴风雨中的我肯定走错门了,进入了另外一个陌生的社区!此时已是凌晨3时许,我不得不给太太打了手机,说我找不到家了。太太赶紧披衣出门来找我,几嗓子高亢震耳的“蒋巍,你在哪儿?”顿时把好几家的灯喊亮了,却不见我在哪里。我说,千万别喊了,把别人家都喊出来就出大事儿了!再说我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方位,你怎么找?太太嘲笑说,你怎么这样笨啊?住了几个月的家都找不到,是不是老年痴呆了!这话伤害性不大,但羞辱感很强。我说,这能怪我吗?这一大片社区,楼型一样,铁栏杆一样,大铁门一样,街道一样,又遭逢黑夜暴雨,连闪电都一样,我分得清吗!天富娱乐注册
我不得不像一个踽踽独行的鬼影,拉着箱子继续冒着暴风雨在漫地积水中到处流浪,寻找自己的家。平日显摆的潇洒风度、优雅气质和假装的学问深度全没用了——因为没人看了。我不由得想起早年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,名字忘记了,剧情是一位准备回家的酒醉乘客上错了火车,去了另一个城市。因为苏联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,所以两座城市是按一套设计图纸建设的:街道一样、街名一样、公交路线一样,宿舍楼房一样,连门锁都一样,室内装修和公家提供的摆设也一模一样。结果那位先生掏出钥匙,顺利进入自己的“家”便倒头大睡——自然闹出一个大笑话。在这个暴风雨之夜,同样因为我所住的那片大社区一切太相似了,我缩着脖子进错了院门,结果有此遭遇。
一直流浪到凌晨4时许,手机只剩下一丁点儿电了,我不得不做出一个重大决定:打电话向110报警,请警察叔叔送我回家。
10分钟后,一辆警车亮着警灯到达我所在的地点。我就像流落在孤岛上的旅人,向警察叔叔发出热烈的呼唤:“我在这儿!”天富娱乐注册
回到家,甩掉已经泡成鱼腩的皮鞋,吃了一碗太太做的热汤面便躺倒睡下了。第二天中午起来,才发现拉杆箱里已经透湿——因为拉锁没拉紧。怪不得那么沉呢!还好,在风雨中折腾了一整夜,我居然没感冒,爬起来又是一条好汉!
细想这一夜的“不幸”遭遇,也有我个人的原因。自2019年9月接受作协安排,为调查和写作造福于民、史无前例的全国脱贫攻坚战,10个多月我绕全国走了一圈,写了一本《国家温度——2019-2020我的田野调查》。过后又赴贵州之约,5个月内按出版社给出的时限写了一本35万字的《主战场——贵州样板》,为此我连多数的午餐时间都省下了。总之,近两年我游走四方,几乎成了“一个不回家的男人”,连搬家这种累死人的活计,都是太太拖着病体自己完成的。太太形容我“天天在咱家楼顶上飞来飞去,就是不落地”。即使回到家,我也是闭门不出,雕像般坐在桌前敲电脑,极少出门,所以对社区布局和周围环境少有所知,雨夜中找不到家自然也是难免。三天后,我终于飞赴榆林,去做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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